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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 中国互联网上的信息正呈现“断崖式”消失，特别是2005年之前的信息，很多现在已经搜索不到。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对信息监管进一步收紧，许多过去流通的信息现在都因为踩当局红线而被消失，这种消除记忆的做法犹如文革。
从中国网络消失的严歌苓改编自华裔美籍作家严歌苓小说的《金陵十三钗》舞剧最近在中国展开巡演，这本小说2011年也被中国导演张艺谋改编为同名电影，然而在中国互联网上有关舞剧《金陵十三钗》的消息中，看不到原作者严歌苓的名字。
严歌苓的许多著作被改编为电影，包括《天浴》、《少女小渔》和2014年张艺谋的电影《归来》。她的这些作品在中国互联网上都能查到，只是作者是谁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两年多以前，百度百科上还能搜索到严歌苓的词条。直到2022年，严歌苓在微信发表了批评中国当局隐瞒疫情真相的文章，以及之后在一次有关“铁链女事件”的访谈中附和了批评习近平的言论，她的名字自此从中国互联网中消失。甚至在张艺谋同年晚些时候推出的改编自严歌苓小说的电影《一秒钟》，电影演职员表和宣传海报也抹去了她的名字。
严歌苓对美国之音说：“从说了习近平怎么样那时候起，就彻底地好像我这个人不存在一样，彻底地把我从搜索引擎上全部拿掉了，我的名字也不存在了。我觉得这整个做法比较可笑。”她表示，自己只是说出实情，但在不容许任何反驳声音的中国，人们无法预料当局设定的界限在哪里，这令她感到非常困扰。
严歌苓的父亲、作家萧马(严敦勋)曾经在中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她认为现在的中国宛如文革再现，而她已经重复了父亲的命运。她说：“我爸爸当年遭受的那种不白之冤，我感觉到我现在也正在遭受。我以为我爸爸那代人的命运，我们不会再经受了，现在看来我当时想得太天真了。”
不后悔的严歌苓严歌苓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封杀后，她的收入也受到影响，许多版税现在不了了之，但她对此没有一丝后悔。她说：“这口气我是不吐不快的，我必须要讲出来，否则我觉得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会为自己没有讲想讲的话而后悔，而感觉到耻辱。”
现居德国的严歌苓表示，为了能拥有绝对自由的创作空间，35年前她做出离开中国的决定。只要能畅所欲言，在作品里自由发挥不受审查，就算被中国当局封杀她也无所谓。特别是习近平执政后，当局在各方面的审查已经达到令人喘不过气的地步，市场和创作自由只能择一。
她说：“要是现在我为了贪图中国市场的话，我会活得非常痛苦。你不能全部都要，又要中国那样大的市场、中国那样的收入，又要完全的自由独立，”她说，“把毕加索放在天天被审查的创作环境下，他不可能成为毕加索，对吧？ ”
习近平执政监管收紧 当局红线多到难以预测最近一篇题为《中文互联网正在加速崩塌》的网络文章在中国引发讨论。文章作者说，中国互联网上大量内容正在迅速消失，特别是2005年以前的资讯。他举例，在百度上搜索“马云”，时间段设定在1998年到2005年，出来的结果竟然只有一条；搜寻其他企业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出现这种不寻常现象唯一的可能性是，中国网信办要求互联网服务商将这些资讯抹去。特别是这些消失的资讯很多是在习近平执政以前发布，显示当局监管进一步收紧。
“有一些习近平上任前可以接受的信息，现在中共不愿意让人们再看到了。中共当局原来的一些做法和说法，现在他都不愿意承认和接受。还有关于一些内政外交，实际上以前可能都不构成什么问题，现在他开始觉得挺尴尬，”他说。
谢田指出，在正常国家，人们还正在把过去的会议记录、历史文献等信息搬到网上，这正是互联网的重要意义，能包含越来越多的知识和历史。“中共则是在反其道而行，倒行逆施，这个跟中共实际上要篡改历史有关系，”他说。
谢田认为，这些消失的资讯实际上只是中国人民没有办法去接触的信息，互联网公司不可能没有地方储存，他们甚至拥有更多为中共大数据提供支持的工具。实际上这是一种掩盖事实真相的做法，控制人们能获取的资讯，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
信息“断崖式”消失犹如文革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过去因参与六四学运被关押秦城监狱。2000年他离开中国来到美国，那一年，百度刚刚成立，谷歌创立不到两年，互联网正蓬勃发展。
初来乍到美国的李恒青好奇地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名字。他惊讶地发现，竟然跳出自己高中时科技论文获得北京市一等奖的消息，十几年前的记录几秒钟就能搜到。
又过了几年，中国当局屏蔽信息的力度越来越大。李恒青再次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名字，已经连一条结果都没有。“我这个人就这样从国内老百姓的世界中消失了，”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个时候就算还有那么一张照片留下来，一旦中国当局知道那是我，肯定也要消失掉。为什么不能存在这样的记忆？因为这是“有毒”的记忆。实际上并不是技术上保留不了，而是故意地把它消灭掉，”李恒青说。
他说，中国当局将互联网信息分为“利”和“害”，只要官方认为“有害”的声音就会被屏蔽，“有利”的声音则会不断放大。这个标准由中共政权来界定，有利于其统治的信息就是好信息。
这让李恒青想起小时候经历的文革。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但当局强行要人们遗忘许多事情。因为恐惧，父母和老师都不敢讲真话，所有人按照当局编造的谎言来度日。有些人知道自己听到的是假话，但在谎言不断被重复之后，竟然也信以为真。现在的中国也是一样的情形，绝大多数人都被蒙蔽了。
“结果突然文革结束了以后，那个时候重新再看这段历史，很多人就发现自己被骗了，大家对政府、对共产党的认识，一下就反转到了另外一面，社会很多弊端就暴露出来了，”他说，“一旦最后发现受骗上当了，反噬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除了大量信息呈现“断崖式”消失，互联网上幸存的信息也难以反映真相。李恒青说，网信办作为维稳系统，既屏蔽它认定的有害信息，还不断制造有利于当局统治的消息，这些资讯往往不是真实的。
“中国的微信系统里头有大量人工制造出来的（信息），实际上是真正的垃圾。而且经过服务器人员反复张贴，重复的次数多了，就像中国老话‘三人成虎’，结果使得很多没有真实信息的普通老百姓信以为真，”他说。
李恒青举例，他在中国有许多老知识分子朋友，包括原来在清华大学的老师，这些人智商很高，但是缺少信息。他们有时会转载微信上的消息向他求证，内容不外乎是美国“恶意”制裁中国或美国发生“恶性事件”，这类趁机抹黑美国以衬托中国的文章。
“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老朋友，各方面的素质无可厚非，做人做事的原则都非常好。但是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判断，因为缺少真正的事实来源，所以自然他的脑子就被迫接受了那样的东西，然后很难在准确的信息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是现在的中国执政当局所希望的，”他说。
李恒青说，中国当局通过将人民的想法洗脑成与政府宣传完全一致，来有效维护其非法的统治，这样一来人们对政府的任何说法都不会有二心。副作用就是人民对被喂养的内容照单全收，最后全民都没办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局消除信息以掩人耳目
李恒青认为中国互联网公司实际上对这些消失的资料都有备份，现在存储成本相对来说已经很低，实际上在技术上都可以做到保存。中国在这方面看似“技艺不好”，其实是故意人为的，因为不希望人民记下来。“一旦记下来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那就出了大问题了，因为到时候想把这个记忆抹掉，对于执政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他说。
谢田认为中国的政策常前后反复，例如现在鼓励生育，从过去“只生一个好”、养老由国家来担保，到现在国家已经不给人民养老了，号称“三胎更比二胎强”，养老要靠自己和孩子。中国当局的官方宣传前后矛盾，而在经济、政策上的冲突比比皆是，国家统计数据有更多造假。“其实如果人们有历史数据可查，可以去核实的话，都会发现中共编导造假的地方，所以当局干脆就让你们也看不到，”他说。
中国当局从公众视野里抹去数据，谢田认为实际上是在割断历史的一部分，为的是掩盖当局的罪恶。但事实上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海外媒体、互联网和云端公司会把中国互联网的东西记录下来。他认为中国互联网已成为当局抹杀历史的工具，只能指望海外公司更多存下资料备份，让后续的人们能学习、对照这些信息，看穿中国当局篡改历史的意图。
互联网信息“断崖式”消失，李恒青认为说明了中国当局感受到政权岌岌可危，早晚会出事，在力保政权存在的同时，不忘消灭记忆，这是所有独裁政权出事前的统一动作，销毁记录了自己过去作恶的档案，假装这些事情从未发生，前东德秘密警察试图毁损所有抓捕档案即为一例。“他知道自己干的坏事作恶，所以他要把这个记忆抹去，然后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一个干净清白的形象。所以我想这也是中国当局的一个重要目的，”他说。
“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的网信办
“其实习主席未必那么心眼儿小，”李恒青说，中国网信办人员实际上很愚昧，对网络上一字一句谨小慎微地审查，这是体制造成的结果。底下的人生怕习近平哪天看到一句没有删除的话，自己被当成两面人，这时候就出大问题了，就像前网信办主任鲁炜在一夕间落马。
“所以我说那些愚蠢的网信办的管理者，很多时候叫‘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最后就把中国搞得死气沉沉。但是习主席有时候也说，你们不能搞得死气沉沉，要给我把这个新的活水引进来。”
李恒青接着说，“谁敢？没演好的话，万一要是漏过了一条鱼的话，那不仅是丢了乌纱帽，可能身家性命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个要命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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